the taiwan issue – an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China-Taiwan issue is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conflict that has persisted for over seven decades. It centers arou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whether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 part of China or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is conflict has political,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and it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both count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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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volution swoops through china”

If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were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Democracy then the Revolutions in 2022 must be their successors. With the scorching Covid policies burning down people’s lives, economically and humanly. The people has had enough. And they now make themselves heard. November is the season of gathering for Chinese, as thousands rush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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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左派政权”

前几周我在贴吧上刷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贴,问的是“为什么左都是威权?”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似乎我们所熟知的左派政权,例如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等都在政权稳定一段时间之后从极权主义演变到威权主义。但是多数并不代表全体,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找到特例,例如由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于1970年赢得选举,而不是通过社会主义理论中常提到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取得政权。在阿连德当政的时期他曾经没收左翼民兵的武器,最后间接导致其在三年后爆发的军队政变中无力抵抗叛军,最后在莫内达宫殉国。 阿连德的失败给世人引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左派政权需要掌握军队来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似乎确实是这样的,多数左派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一直都很模糊,拿中国共产党举例子,真正具有合法性的领导人好像也就只有参加过革命的那几位,后面从江泽民开始,其所谓“党内民主”(这里并不是批评党内民主这个概念,要是现在真的还有党内民主那就真的是万幸了)的投票权并不来源于老百姓身上,甚至不来源于中共的公务员系统,反而来自于有资格坐在人民大会堂最前面那几排座位的党员。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包括其“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八、九十年代),都通过自己的威望和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掌握军队的情况下得以控制整个党国的运行。谈到左翼政权的政治体系,与现代普遍的政治概念“三权分立”,即司法、立法、行政三权,不一样——最高层的权力则成为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央总书记,即管理国家事务、军队事务及党内事务。但是有一点奇怪的是,最高权力似乎有意排除了全国最高法院这个机构,而是成为了军队,这样一来,若有管理不当,则“法治”就很容易因为权力的滥用变成“人治”。这类现象在邓小平逝世之后有较明显的爆发: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江泽民最开始得以保留一段时间他军委主席的职务,导致“江系”势力得以通过他的职务迅速壮大,其后来体现于江系人员直接掌控公安系统和军队系统:公安系统由臭名昭著的周永康掌控,其财政预算于2011年居然能超过军队财政预算,实属可笑至极;军队系统则由江泽民退位后提拔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控制(有意了解这两位的可以自行搜索),值得一提的是,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温家宝居然无法调动军队援救灾区,明眼人则一眼便知是什么回事了。这种情况仍然体现在胡锦涛政府时期的各个社会层面上,其社会群体事件不断等其它例子都源于公安系统失败的执行能力,有人曾经称胡温时期是“中国法治最黑暗的十年”,这类评价在现在看来似乎也不为过。 中国则有过一段时间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契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著名的“三驾马车”(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了其关键所在。只可惜中国最后的政治改革在六四事件之后戛然而止,最终导致了今天这个模样。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不能是单一、主观的,而是辩证的,在现在这个二十大刚刚结束的背景来看,四十年前的政治改革的的确确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有延续性才能将中国真正带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如果将视角带回到当时那个年代,中共会有两个选择:一是冷静地听取学生的意见,大家都作出让步,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另外一个则是直接动用军队镇压抗议者,以保全国稳定。很明显邓小平选择了后者。客观上来说,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两个选择都情有可原,就看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是选择民意还是更平稳的发展道路——而现实中中共作出的选择的确有一点正面效果——在高通胀下赵紫阳原本预计花几年时间推翻的“价格双轨制”直接破产,中国在不久后便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市场经济;另外在六四事件结束之后中国好像确实没人敢提有关政治的话题了,现在政府不管什么言论直接封锁就看得出来了。其实六四事件的爆发仍然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斗争(这里的两派指的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经济上其实很大一部分人都赞成市场经济,例如属于保守派的陈云,但是派别的分化仅仅只是关于政府干涉经济的程度),其保守派的问题在于教条主义对于政治思想的束缚及其提出的口号“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保守派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的开放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的开放(因为这也同时关系到在价格双轨制下对于中共严重“官倒”问题的诟病),他们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借口,在当时那个改革的年代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赵紫阳曾经承诺要彻查高级官员的子女,包括他自己的)。 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曾经叱咤政坛的人都早已逝去,那留给中国老百姓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闭塞的、畸形的宣传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体现出威权政体的弊端,但是我并不是说威权政体有什么不好,并不是完全诋毁这种政体,而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威权政体会走偏,其单一执政党通过它的权力来保证国家是“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的”,实则不是。现在处于疫情中的中国就是这样,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它知道怎么飞,但是根本不知道它要去往何方。我曾经也有对中国的疫情政策抱有一点希望,希望着以威权政体的领导能力可以帮助中国快速地解决这次危机,没想到三年过去了我还在每天担心自己的住所有没有被封,自己有没有被带去关个把月,真是讽刺。我自己也是一名留学生,我和我的朋友曾经在半夜一起讨论未来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致同意最好的情况就是拿到绿卡、在国外说不定可以找到好工作,其余看情况再说,但要是中国管理得好谁会整天拼死拼活只是为了逃出去呢? 赵紫阳曾经提到过,中国可能的确不适合民主化,但是最好的结局就是变成新加坡的样子。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从近代以来都没有实现过民主化,可能未来也不一定,但是看到现在,我们真的还有希望变成新加坡吗?我以前刷bilibili会看到一些说自己活在幸福生活中、一味称赞政府的人,我有时可能会笑一笑就没理了,有时也可能回尝试用不会被屏蔽的词来嘲讽他们,可是现在看来,谁才是活在幸福里的那个呢?谁知道呢。 B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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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指气使之前请先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

本文中一切提及的人名,地名,国家,组织均与现实世界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若您认为本文影射了任何政治实体,请自动代入俄罗斯联邦本文中提到的一切国家和/或地区均只作为地理概念,与任何政治实体无关非要分出来什么是“洋”的,什么是“国”的。不过“洋节”而宣传“国节”。这显然是一个粗制滥造,荒诞至极,令人喷饭的伪概念。然而在令人揪心的命案发生之后,这些衰佬却合着这些垃圾伪概念,道貌岸然地啃着人血馒头。何等的荒唐,何等的恶心。 目的倒是很简单。把所有人锁在形式主义和体制束缚的钟摆轨迹之间。想过节?我们有。但是必须是所谓“特色”的,所谓“正确”的。符合这些人所愚蠢而固执地认为的。不仅如此,一大堆有意而为之的形式主义还在前方等着各位。做报告,写调查,做ppt,录视频,以体现出除了该在坟里安分地躺着的“人们”之外都感受得到的尴尬和反胃。什么?有一些年轻人找到了一个避风港?立马造势批斗,批斗,再批斗。这就直接导致了任何形式的大型放松娱乐活动从根本上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一个千年国需要燃料,有一条衔尾蛇需要牺牲品。 为什么说他们在吃人血馒头呢?因为他们把意外事故的“深层原因”加到了所谓的“洋节”,把安全保障措施的处理不当暴露出来的后果歪曲成了“必然”。这个事件无疑是恐怖和悲剧的。我和其他有良知的人一样,对于这次事件受到影响的人们表示真切的惋惜,同情和悲痛。一切生命原则上是无辜的。然而在这些人的字里行间我非但看不到对于生命的任何敬畏之心,反而这么多无辜的受害者,这么多无故受死受伤的生命,在它们这里一律沦为了宣传工具,沦为了所谓“不过洋节”的又一个“理由”。 而就是这样入不得眼的人血馒头却正好怼上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的嘴巴。但是有些人却都很神奇,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又一些压在我们头上的资本和权利。或许他们之中的小部份人并不想吃人血馒头,或许他们也在被迫咽下了这么多人血馒头之后仍然知道正常的饭菜应该是什么味道的。但是迫于它们自身的位置,迫于它们需要给人和一些特殊时期背书的事实,还是不得不把这人血馒头塞在我们每个人的嘴里,这显然是悲剧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爱这么吃又都没办法咯,因为归根结底它们只想要的是一个宣传工具。总提自信自信,却一味封闭打压,欲盖弥彰,何来的自信?有人认为说这不是自信是自卑,而我认为这两者都不是,这是一种自残。如同义和团团员一般的高喊着“文化入侵”,对于一切外来物品的取用和发展一概否定,这正是所谓假想敌最想看到的,一群人为了一个伪概念或者其他什么荒谬的东西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如此居高临下地的颐指气使,却忘了自己是个什么鬼样子。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造就了一场悲剧。我为无辜的生命不幸地死去而感到发自内心的悲哀。但这如此严重的事故却被人用作了掩盖余波和锁死思想的工具,我对这种行为表示发自内心的鄙视。 再一次诚挚哀悼受到该次踩踏事故影响的人们。 By 又忾 棅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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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

本文中一切提及的人名,地名,国家,组织均与现实世界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现在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小朋友,整天看了点观察者网,看了点二流报纸就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会了,觉得自己牛逼无敌了。有些小朋友就学会了一个词——政治正确,把它当作中了头彩的彩票一样到处显摆,在精挑细选的媒体新闻下四处显摆,以彰显自己的清醒和优越。一个人被跪死了一群人抗议是政治正确,一帮人拿着彩虹旗上街散步是政治正确。我们的媒体和五毛一面强调着这是如何的“动荡”“动乱”“打砸抢”,一面还凸显出这种行为的所谓“夸张”,不可理喻和危险。最后还要强调强调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特殊科技,专利所有,以营造出一种“这边风景独好”的假象和产生一种为了“日子”而同意的共鸣。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政治正确归根结底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你如果提韩语而不是提朝鲜语试试?你说韩国人日本人乃至越南人一句好话试试?你胆敢不同意火烧东京市以及靖国神社试试?在苏州穿和服拍cos照试试?胆敢认为香港需要民主化试试?胆敢认为台湾需要民主化试试?胆敢不对所谓的“出头鸟”作所谓的“嘲讽”以彰显自己对“秩序”的认同而产生的优越感试试?。 何止是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现实中的一定情况下你一旦这么干,直接结果就只可能是立即,永久的社会性死亡,附加剥夺一切权利终身。因为这些人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不会考虑可能存在的问题,不会考虑自己和他人所处的环境,甚至不会对争取和抗争精神作出欣赏。他们从来就不会有任何思考,也不会有任何思考。不会考虑香港地区在经济时代发展和代际鸿沟的影响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会考虑在几十年的割裂下如何把这个国家重新拼在一起。他们只听得到虚无的口号,无谓的呐喊和愤怒的快感。脑子里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被灌输的所谓正义感。是啊,所以这些人的结局大多只有两种。要么在战场上面对着雨点般的榴弹和火箭弹,在悲痛之中有幸被子弹打死,要么在又一次被赋予特权的巨型企业之中终身体验詹姆斯邦德007工作制,为了维持从庞大到臃肿的经济体的苟延残喘。但是这些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只配这样子咯——当初有人试图改善的时候在嘲讽,试图阻止的时候在谩骂,试图改善的时候“白左”“政治正确”的帽子啪啪往脑袋上扣。这些人的悲剧不在于他们会这样子,而在于它们只能这样子。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危言耸听,因为这些人就是以幻象取代了它们所有的认知和思考。最讽刺的其实还是这些人表面上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清醒地嘲讽着“政治正确”和“西方”社会的时候,自己却像一个傻逼一样维护者这些东西的镜像。为什么短视频平台提“死”字要用字母?为什么不说钱而说米?为什么说正字的人会被限流,然而篡改文字的人会幸免于难?诸如此类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字:活该!当这些人在因为自己不可能存在的未来的女友会不会被非洲来的人“抢走”的时候,我建议这些人先想想自己的喉咙会不会被铁拳打穿 By棅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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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的蔷薇

街角看到一树蔷薇,想起了她。    民国二十一年,生于湘西慈姑城,生母不知何许人士,因逃饥荒沦为流民辗转至此,得遇她的生父,二人在乱世中结成小家,生了三个还是四个孩子。    民国二十四年,慈姑城涨大水,有说城北整片成为无人区的,也有说坐在高高 的城头洗脚的,而那场大水成为我外婆人生的转折点。洪水冲走了她的兄长和 父母,她和弟弟被父母分别装在两个澡 盆里漂浮得救。随后,她被过继给一 颇有传奇色彩的刘姓寡妇,随她姓刘, 起名德玉,开启了人生。      外婆的继母腰缠万贯,不仅善贾,而且文武双全,彼时慈姑城最繁盛的商街上,她的铺面就占了一半,一直延到澧水河边,家里地契有厚厚一沓。这位刘 寡妇长于乱世,武功傍身,平日里一身土家族左襟布衣大褂,头上梳高髻螺鬟,额头缠着青布头巾,罗裙以腰带缚 着,必要时可用来别枪。儿时听过不止 – 位老人描述,说曾见这位刘寡妇涉水而来,临近渡口一看,她单脚立于船头,另一脚扳直了架在脑后,三寸金莲横插在头顶的高髻上,腰间,别着一把枪。听上去简直像现在的二次元漫画。     外婆的继母在外虽有威名,于内性情却很好,她只我外婆一个孩子,待她胜于亲生,从不忍责骂,闺阁之中琴棋书面娇生惯养。这段国阁时光为她后来考取常德女子师范、成为丁玲的学妹做了铺垫。         再后来,外婆遇到了我外公,外公家境虽不足以匹配,人格品性却门当户对、 才子佳人。外公后来考取了北京的大学,二人相约共赴北京求学,奈何受到外公在农村的父母阻挠,梦想中的前程就此阻断。此后他们一直生居于这个湘西北的小城,做文人也干革命,逃亡过国民党抓壮丁,做过地下党,经历过文革 的腥风血兩,住过牛棚,家庭子女跟随他们几乎九死一生。      文革平反后,外公外婆继续投身教育,等到我儿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已步入暮年。外婆从小教我剪纸画画,给我做精巧的万花筒等一应好玩的物件,外公教我读诗文写毛笔字。他们身上自带的民国先生气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终得一份安然奇托于一陽。彼时他 们生活清白、思想纯粹,虽历经时代的磨难却未告罪于环境与他人,甚至见到 当年斗争过他们的学生和晚辈,也是一 笑置之。二人出则躬耕于讲台之上,入则耽溺于诗文书画之间,对外结交浅淡,唯有几位至交,我儿时常见蹇先任、蹇先珍姐妹(前者是贺龙的前妻)出入家中,她们姐妹二人与外婆交好。      外婆心灵手巧,做什么都以美为先。我母亲后来在城东修建了一所小白楼全家 居住,小楼里面设有天井曲栏小池塘, 外面有葡萄架和小花园。我母亲是文革 历练中成长起来的铁娘子,和外婆身带的闺秀气质几乎不同,她意志坚定、行动力超强,却不懂伺弄生活细软,没有工夫闲情逸致。于是花花草草、园林意趣都归外婆开辟打点。三五年间,我家小白楼前的小花圃就被外婆伺弄得花繁叶茂。她种各种花,我儿时关于植物和花卉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此。其中她种得最成气候的要数玫瑰花。那时平常得见的玫瑰植株大都娇弱纤细,只有她把玫瑰植株养成了树样粗壮,且一年 四季花开不断。又引了藤架爬枝,于是那树玫瑰花又朝着爬山虎的样子四散生发,简直铺满了半壁白墙。那片花圃朝 临着马路,玫瑰花盛放的季节简直壮观,整条马路都是香的。以至于后来有生人问路,旁人会说过了那家玫瑰花人家就是。竟成了地标了。      多年之后,小白楼拆掉了,街上满是面目一致的白瓷砖贴面楼房,板着脸孔点曲线也无地环何路边。外公离世后外婆和舅舅一家住,再没有花圃了,她在狭窄的水泥后院里铲了几盆泥土,铁桶泥盆成了她简陋的花器,错落地堆放在水泥空心砖上。她仍然种花,其中以玫瑰花为盛。每当大学寒暑假来临我将回家的时候,她会说就晓得我的燕子要归家了,因为玫瑰花开了一大朵。我大概永远记得这话。     by慧静(外婆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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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

我1962年进入北航,正好在高考改制几年前考进去的。那几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好,大家都在吵架,中央就把苏联成为“苏修”,暗示他们搞修正主义,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这个小组也在文革期间慢慢地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四人帮”。毛主席当年就很害怕中国的“修正主义”苗头,于是号召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搞革命搞运动,于是从基层人民、从学生那里发动他们“造反”,当时还搞得很正式,他穿了军装在天安门上面接见了红卫兵,文革就这么开始了,我运气没这么好,也只能在城楼下面看看。 红卫兵那个时候因为有毛主席授权,地位高的很。1967年他们就开始造反了,开始在地方政府夺权。最有名的是上海那边发生的事情,大伙都把政府官员,或者是有一点权力的人打成“走资派”,然后自己坐上他们的位置,于是后来上海不就变成四人帮的大本营了嘛。当时全中国上下最大的“走资派”就是刘少奇,还有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待遇相对好一点,下放了江西,就算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也只是撤销全部职位,党籍保留了下来;但是刘少奇就不一样了,得了病都没人管他,后来惨死开封。 当时中央搞了一个运动叫大串联,学生、工农兵一下子就变成了地位非常高的群体,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身份免费做公交车和火车,于是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慢慢开始聚集到北京了。我当时所在的红卫兵还是全国有名的“北航红旗”,可能是北航地位特殊的原因,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还非常积极,做火车到处去看,然后在当地到处做报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到处逛,有一次听说周总理在我们学校隔壁(清华)搞演讲、做动员学生的工作,我们几个连冒着雨都还爬到树上去听他讲话。后来我就没怎么关心文革的事情了,党还在搞内斗,考上了学校还学不到什么东西,都在搞革命,于是自己去学了点日语和英语。1966年文革高潮,我的哥哥因为画画在当地有点小名气,给红卫兵抓去游街戴高帽去了,我连忙坐火车去救他,当时幸好“北航红旗”名号很大,到了那边之后说了几句话,说我哥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什么的,没给他定性成“走资派”,就放走了。 我自己觉得毛主席这个人还是过于注重理想和信念,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情:以前带领中国革命,打跑老蒋和国民党;第二件就是文革,经济他也搞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们年轻人都吃不饱饭,中国变得天翻地覆,要不是他76年走了中国还说不定不会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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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坦克,与天安门”

中央在1978年开始搞的改革开放,西方思潮也就在这段时间被引进了中国,学生慢慢开始接触到了“民主”,“选举投票”还有“自由”的概念。我在1984年正式开始学日语,文革那会儿我也多少接触过一点,当时我不停地来回北京和上海去准备去日本的公派留学访问。当时我就这两个地方待得最久,我老家长沙我也没怎么回去,我记得是在86年左右开始在街上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学生游行,但都是很和平的游行而已。一年之后我就去了日本。 后来到了89年,那几个月一开始是和平示威,后来北京那边不只是学生,还有党内干部,工人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加入了示威,最后全国都爆发了运动,其中有不少不法分子打砸抢,局势变得非常混乱。那个改革时期党内主要有两位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自己并没有意愿压制学生运动,两位领导人地位这么高,对于学生运动的“软弱态度”在党内影响也不好,导致邓小平把胡耀邦撤职了。但是不久之后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突发心脏病,没送到医院就走了,北京直接爆发了悼念他的活动,当时几乎北京全部大学生都聚在天安门那边,还把胡耀邦的照片贴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件事情其实类似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也就是文革末期北京民众悼念周恩来,但是这次的规模比上次“十里长街送总理”规模浩大得多了。学生包围了天安门和中南海,要求邓小平和李鹏搞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压制住了党内开明的声音,好比赵紫阳和万里(当时万里在外面访问,邓小平在6月4日当天没让他回国),还动用了北京的军队清场。 我当时在日本,一回到宿舍就开电视看北京的情况,听见有枪声,看见坦克开过,记者也有采访一些学生,还拍到了学生中弹受伤的画面,开始有点担心自己回不了中国——我的舅舅以前是国民党空军少校,49年战败带全家去了台湾,89年那年还专门写信到日本问我要不要去台湾找他,但是我没答应,后来还是回了国。当时在日本的一帮中国留学生还被跟着去的党员怂恿,说要去东京搞示威,声援北京大学生,那天我正好去打工去了,没去东京,但是回国之后还是被调查了;我还有几个朋友是公派去的美国,他们都去示威声援北京学生了,后来6月4日清场之后就拿了美国绿卡,没回国了。当时我的两个侄子,也就是我哥哥的两个儿子,正好也在北京上大学,他们两个倒是聪明,一开始绝食没几天,给饿跑了;但是清场那天拍了不少坦克还有军队开枪的照片,几年之后也带着全家移民美国去了。 其实后来回想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问题,贪污腐败啊还有政治斗争人权什么的,现在也有不少,但是整体看下来制度并不是问题,新加坡也和我们一个制度,但是他们干得比我们好。但是这些文革大跃进六四这些事情不应该变成敏感的话题,年轻人应该多去了解这些历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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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闹革命”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有一些却还留在记忆里,那就是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文革时我正在农村民办小学当教师。文革开始后我们学校便没有了课本了,原因是教材内容有害青少年的东西。我们每天上课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学生的书包里也是只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读了一段时间又得到通知学生要停课闹革命。工人要停工产业,停产革命。我的学生也就不上学了。所有教师都集中学习中央文化精神,揪出学校内的反动派走资派。所有的学生都当上了红卫兵,他们身穿黄色校服类似军装,胸口上别着毛主席头像的徽章壁上带着有红卫兵字体的锈迹,个个看上去英姿飒爽斗气昂扬。他们整天的任务就是揪出藏在各单位的反动派走资派然后组织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让他们说出反叛的原因然后将他们绑起来,在胸前带上反动的牌子上街游行示众。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为了学习别人斗争的经历,中共组织红卫兵进行大串连。 所谓的大串连就是让这些革命小将红卫兵去北京以及国内任何的地方去学习革命知识。当这些红卫兵出去连串吃饭睡觉住宿都不用掏钱,各地方政府还都必须设立红卫兵休息站专门管理串联会和红卫兵的生活,天气冷了还会发大衣。当时上北京的红卫兵好像有上万人,毛主席还曾几次在天安门广场亲自接受红卫兵们。红卫兵们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非常激动 的都会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响彻云霄(新闻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红卫兵手握,胸前的红宝书,红卫兵的旗帜,全国山河一片红!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成功了”,中共又下达了复课的通知,我也会到学校开始继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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