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ral Revolution

Silent Thunder: Voices of Resilience and Diss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a cool April day, the remnants of a stormy past deeply resonated in Hong Kong as Our Stories Our History hosted our first symposium titled “Silent Thunder: Diss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gathering was more than just an event; it was a moving journey back to one of Chinese history’s most chaotic ti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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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的蔷薇

街角看到一树蔷薇,想起了她。    民国二十一年,生于湘西慈姑城,生母不知何许人士,因逃饥荒沦为流民辗转至此,得遇她的生父,二人在乱世中结成小家,生了三个还是四个孩子。    民国二十四年,慈姑城涨大水,有说城北整片成为无人区的,也有说坐在高高 的城头洗脚的,而那场大水成为我外婆人生的转折点。洪水冲走了她的兄长和 父母,她和弟弟被父母分别装在两个澡 盆里漂浮得救。随后,她被过继给一 颇有传奇色彩的刘姓寡妇,随她姓刘, 起名德玉,开启了人生。      外婆的继母腰缠万贯,不仅善贾,而且文武双全,彼时慈姑城最繁盛的商街上,她的铺面就占了一半,一直延到澧水河边,家里地契有厚厚一沓。这位刘 寡妇长于乱世,武功傍身,平日里一身土家族左襟布衣大褂,头上梳高髻螺鬟,额头缠着青布头巾,罗裙以腰带缚 着,必要时可用来别枪。儿时听过不止 – 位老人描述,说曾见这位刘寡妇涉水而来,临近渡口一看,她单脚立于船头,另一脚扳直了架在脑后,三寸金莲横插在头顶的高髻上,腰间,别着一把枪。听上去简直像现在的二次元漫画。     外婆的继母在外虽有威名,于内性情却很好,她只我外婆一个孩子,待她胜于亲生,从不忍责骂,闺阁之中琴棋书面娇生惯养。这段国阁时光为她后来考取常德女子师范、成为丁玲的学妹做了铺垫。         再后来,外婆遇到了我外公,外公家境虽不足以匹配,人格品性却门当户对、 才子佳人。外公后来考取了北京的大学,二人相约共赴北京求学,奈何受到外公在农村的父母阻挠,梦想中的前程就此阻断。此后他们一直生居于这个湘西北的小城,做文人也干革命,逃亡过国民党抓壮丁,做过地下党,经历过文革 的腥风血兩,住过牛棚,家庭子女跟随他们几乎九死一生。      文革平反后,外公外婆继续投身教育,等到我儿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已步入暮年。外婆从小教我剪纸画画,给我做精巧的万花筒等一应好玩的物件,外公教我读诗文写毛笔字。他们身上自带的民国先生气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终得一份安然奇托于一陽。彼时他 们生活清白、思想纯粹,虽历经时代的磨难却未告罪于环境与他人,甚至见到 当年斗争过他们的学生和晚辈,也是一 笑置之。二人出则躬耕于讲台之上,入则耽溺于诗文书画之间,对外结交浅淡,唯有几位至交,我儿时常见蹇先任、蹇先珍姐妹(前者是贺龙的前妻)出入家中,她们姐妹二人与外婆交好。      外婆心灵手巧,做什么都以美为先。我母亲后来在城东修建了一所小白楼全家 居住,小楼里面设有天井曲栏小池塘, 外面有葡萄架和小花园。我母亲是文革 历练中成长起来的铁娘子,和外婆身带的闺秀气质几乎不同,她意志坚定、行动力超强,却不懂伺弄生活细软,没有工夫闲情逸致。于是花花草草、园林意趣都归外婆开辟打点。三五年间,我家小白楼前的小花圃就被外婆伺弄得花繁叶茂。她种各种花,我儿时关于植物和花卉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此。其中她种得最成气候的要数玫瑰花。那时平常得见的玫瑰植株大都娇弱纤细,只有她把玫瑰植株养成了树样粗壮,且一年 四季花开不断。又引了藤架爬枝,于是那树玫瑰花又朝着爬山虎的样子四散生发,简直铺满了半壁白墙。那片花圃朝 临着马路,玫瑰花盛放的季节简直壮观,整条马路都是香的。以至于后来有生人问路,旁人会说过了那家玫瑰花人家就是。竟成了地标了。      多年之后,小白楼拆掉了,街上满是面目一致的白瓷砖贴面楼房,板着脸孔点曲线也无地环何路边。外公离世后外婆和舅舅一家住,再没有花圃了,她在狭窄的水泥后院里铲了几盆泥土,铁桶泥盆成了她简陋的花器,错落地堆放在水泥空心砖上。她仍然种花,其中以玫瑰花为盛。每当大学寒暑假来临我将回家的时候,她会说就晓得我的燕子要归家了,因为玫瑰花开了一大朵。我大概永远记得这话。     by慧静(外婆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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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

我1962年进入北航,正好在高考改制几年前考进去的。那几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好,大家都在吵架,中央就把苏联成为“苏修”,暗示他们搞修正主义,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这个小组也在文革期间慢慢地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四人帮”。毛主席当年就很害怕中国的“修正主义”苗头,于是号召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搞革命搞运动,于是从基层人民、从学生那里发动他们“造反”,当时还搞得很正式,他穿了军装在天安门上面接见了红卫兵,文革就这么开始了,我运气没这么好,也只能在城楼下面看看。 红卫兵那个时候因为有毛主席授权,地位高的很。1967年他们就开始造反了,开始在地方政府夺权。最有名的是上海那边发生的事情,大伙都把政府官员,或者是有一点权力的人打成“走资派”,然后自己坐上他们的位置,于是后来上海不就变成四人帮的大本营了嘛。当时全中国上下最大的“走资派”就是刘少奇,还有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待遇相对好一点,下放了江西,就算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也只是撤销全部职位,党籍保留了下来;但是刘少奇就不一样了,得了病都没人管他,后来惨死开封。 当时中央搞了一个运动叫大串联,学生、工农兵一下子就变成了地位非常高的群体,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身份免费做公交车和火车,于是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慢慢开始聚集到北京了。我当时所在的红卫兵还是全国有名的“北航红旗”,可能是北航地位特殊的原因,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还非常积极,做火车到处去看,然后在当地到处做报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到处逛,有一次听说周总理在我们学校隔壁(清华)搞演讲、做动员学生的工作,我们几个连冒着雨都还爬到树上去听他讲话。后来我就没怎么关心文革的事情了,党还在搞内斗,考上了学校还学不到什么东西,都在搞革命,于是自己去学了点日语和英语。1966年文革高潮,我的哥哥因为画画在当地有点小名气,给红卫兵抓去游街戴高帽去了,我连忙坐火车去救他,当时幸好“北航红旗”名号很大,到了那边之后说了几句话,说我哥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什么的,没给他定性成“走资派”,就放走了。 我自己觉得毛主席这个人还是过于注重理想和信念,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情:以前带领中国革命,打跑老蒋和国民党;第二件就是文革,经济他也搞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们年轻人都吃不饱饭,中国变得天翻地覆,要不是他76年走了中国还说不定不会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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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闹革命”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有一些却还留在记忆里,那就是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文革时我正在农村民办小学当教师。文革开始后我们学校便没有了课本了,原因是教材内容有害青少年的东西。我们每天上课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学生的书包里也是只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读了一段时间又得到通知学生要停课闹革命。工人要停工产业,停产革命。我的学生也就不上学了。所有教师都集中学习中央文化精神,揪出学校内的反动派走资派。所有的学生都当上了红卫兵,他们身穿黄色校服类似军装,胸口上别着毛主席头像的徽章壁上带着有红卫兵字体的锈迹,个个看上去英姿飒爽斗气昂扬。他们整天的任务就是揪出藏在各单位的反动派走资派然后组织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让他们说出反叛的原因然后将他们绑起来,在胸前带上反动的牌子上街游行示众。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为了学习别人斗争的经历,中共组织红卫兵进行大串连。 所谓的大串连就是让这些革命小将红卫兵去北京以及国内任何的地方去学习革命知识。当这些红卫兵出去连串吃饭睡觉住宿都不用掏钱,各地方政府还都必须设立红卫兵休息站专门管理串联会和红卫兵的生活,天气冷了还会发大衣。当时上北京的红卫兵好像有上万人,毛主席还曾几次在天安门广场亲自接受红卫兵们。红卫兵们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非常激动 的都会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响彻云霄(新闻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红卫兵手握,胸前的红宝书,红卫兵的旗帜,全国山河一片红!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成功了”,中共又下达了复课的通知,我也会到学校开始继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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